因此，国民与政府之间虽然不是一种供养关系，需要谁恩赐谁，但就国民或纳税人而言，国民与政府之间确是一种花钱买服务的经济交换关系。

进入专题： 全球化 可持续 治理能力 。第二，中国的大国治理增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难处。

过去20年，中国基本上是出口产品品质好，内销产品和服务品质差之后看到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对小米和互联网思维的成功进行冷静的反省，紧接着有报答说华为和中兴要在国内对小米进行专利诉讼，再后来就是小米在印度被禁售。13年年底，维基解密泄密了TPP的协议文本的部分章节，在这之前TPP的协议文本属于高度机密，别说是公众，就算是大部分级别极高的政府官员也没见过。在印度被禁售应该使小米清醒了，要为中国制造突围，知识产权是无可回避的决战之地。我希望它能更好，也希望能以小米做一只麻雀来解剖，让更多的中国制造的企业能够放弃只图盈利的短期行为，不要沉迷于各种务虚，着重布局知识产权，为中国制造向全球经济食物链顶端攀爬尽全力。

根据美国国会知识产权盗窃调查委员会的研报，每年全世界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总价值高达3000亿美元，而中国占到了其中的至少一半甚至是80%。在目前这个技术实力的情况下，如果中国要贸然加入TPP，许许多多的企业都将陷入灭顶之灾。        2.系统性债务链条断裂的风险        为什么人民银行会如此操心起流动性来？不管坊间对人民银行抱有何种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央行这些激进的举措充其量只是给问题重重的中国经济打上了货币政策的创可贴，只能暂时的勉强维持过度杠杆化的经济和有随时短路之虞的债务融资链条。

内需的先天不足迫使中国必须依赖出口来消化过剩的产能，从而造成全球贸易和中国经济本身的失衡，这种失衡在西方经历超级去杠杆化的今天对中国危害最以为甚，把中国逼进了必须倚重过度投资来拉动经济的死胡同。(图4)    2010年中国新建了18亿平发米的住宅，这相当于西班牙全国的住宅面积。但是要防止内陆省市的开发陷入房地产狂热和资产泡沫，因为这些经济泡沫会严重增加实业的经营成本和融资难度，从而使中国错失产业大转移和产业链升级的良机。   2010年，中国建筑市场超过美国的规模成为世界第一，并占据了世界建筑市场的15%。

        4.艰辛的中国经济再平衡        中国经济不能通过过度投资来持久拉动。四年以后，陷入经济危机的西班牙的年人均混凝土消耗量勉强维持在500公斤左右，几乎从峰值水平下降了60%。

私营企业在全国固定资产总投资中的占比从2004年的10%上升到了21%。这就意味着出口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有效的拉动中国经济了。政府的作为还可以体现在大力发展内陆省市方面，以空间来换取时间，为在一线城市扛不住的制造业和相关就业的转移和全国产业链升级赢得时间。例如，2009年政府财政收入是6877.1亿元，年增长率是11.7%，与此同时，GDP的年增长率是8.7%,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年增长率是8.8%，农村家庭可支配收入年增长率是8.2%。

   根据汇丰银行的研究报告，中国的储蓄率增长主要是由企业和政府驱动的，而不是私人家庭（图7）。2007年西班牙的年人均混凝土消耗量达到了1300公斤的峰值。中央政府政令下前所未有的信贷扩张，越来越严格的资本要求和沉重的股票分红支出使得世界上利润率最高的中国银行陷入了外强中干的境地。根据Fitch的数据，在2012年每一元新的融资额将产生0.39元的新GDP回报。

这并不一定需要大规模私有化来实现，可以通过放开行业限制，税收倾斜，信贷倾斜等等举措来实现。对冲融资，其收入可以支付本息。

单单依靠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因为人民银行无法改善目前投资回报率和资产/抵押物价格恶化的情况，问题的根源在于无法维持的经济泡沫和崩溃的总需求。在投资回报率日渐萎缩的今天，以建筑业为主导的投资拉动的中国经济增长将陷入庞氏融资的红海。

这时候除了央行释放流动性之外别无他途，否则债务融资的主板就会出现短路。必须破除国营企业对收入再分配的过度垄断，让私营企业在财富创造和就业创造当中发挥主导作用，要不然大量资源通过垄断形成的腐败、寻租、资本外逃和投机来配置就无法实现效益最大化，甚至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净损失(Deadweight loss)。以国有四大行之一的中国银行（BOC）为例，2011年其贷款抵押物的39%为地产和其他不动产。如果在未来5年中国保持这个建筑速度，到了2015年中国将总共兴建90亿平方米的住宅，足以容纳3亿人，也就是说可容纳的城市化率将达到65-70%，可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这个城市化率要到2030年才可实现。当这种情况达到一个零界点，资产/抵押物价格会出现大面积大幅度的跳水（Haircut),坏账大面积产生，信用/债务链条全面断裂，银行遭受重创，经济危机全面爆发。而房地产和土地作为抵押物在房地产信托等影子银行信贷中的权重可能更大，危害也可能更大

如果我们承认罗尔斯：一个社会，当它的制度最大限度地增加满足的净余额时，这个社会就是安排恰当的。结论就是：如果真想采用凯恩斯积极财政政策来填补消费不足，那就必须放弃收费，不能以回笼财政投资来扩大总供给。

【1】另一个次要原因就是贫富二极分化的副产品福利制度支离破碎、甚至出现倒福利的事实。就自然正义的原则来分析，收入分配的标准应该建立在社会贡献和劳动成果的基础上，但在现实生活中，最少受益者往往是在经济合作中贡献最小的群体。

所以工会的职责和功效，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劳资之间的公平竞争，仅此而已，当然不能如哈耶克谴责的那样，以强制的手段来使工会的功效产生异化，走向自由、自主、自觉的市场经济原则的反面，成为对市场的强制性干涉。【10】 有基本经济常识的人都能够明白，上面陈志武先生的数据比较，不是绝对值，而是比例上的分析。

如果培育腐败分子的集权制度不变，反腐败的风头过后，腐败分子就一定会争先恐后、前赴后继地再度涌现。正因为大多数工薪阶层不合理的低收入，加上福利制度的支离破碎，所以就形成了青年人为结婚而存钱、中年人为孩子教育费用而存钱，老年人为养老和医疗费用而存钱。所以必须通过福利来实现任何的经济不平等必须满足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12】的原则。稍有经济常识的人都明白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国消费萎缩的主要根源是极端严重的贫富二极分化，据有关方面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国的基尼指数，已经高达0.73的极端高位。

那么提高福利程度的边界在何处？就应该提高到边际社会理性欲望满足‘净余额为零的水平。要么是投资决策错误，投资规模大幅度超出客观需求，在排队收费之外，还存在着大量冷落的路线无法回收资金。

通过反腐败来彻底消除企业的腐败负担，以便为增加工资创造条件。结论就是，进一步完善福利制度，彻底杜绝倒福利的中国特色，也可谓是通过提高消费水平来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的第四良策。

结论就是：清醒明智地大幅度调低增长速度，甚至不排除降低到3%至4%，为深度调整收入政策创造空间，这也可谓是通过提高消费水平以便进一步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的第六良策。理性地把增长预期下调到0.3%-0.4%的适度范围内，为大幅度调节收 入的宏观政策让出空间。

而这种不可能解决又是直接地是因为集权既得利益群体不肯放弃既得利益。……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仅占GDP的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在当今中国，如果不能有效地进行和实现政治体制改革，那么一切小打小闹的改革措施，都不可避免地要么是政策不出中南海，要么是被既得利益群体异化为分羹的机会。

【8】到2006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9】 虽然陈志武先生的这组数据是几年前的数据，但这几年来中国的经济环境并 没有重大变化和改进，这些数据也完全能够说明问题。

结论就是，如果客观存在的消费严重萎缩的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光想着通过歪门邪道走捷径，结果只能是缘木求鱼，得不偿失，产能过剩的危机一定将越演越烈，而且总有一天会引发不可收拾的严重危机。也就是说，2006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消费、投资和外贸出口三驾马车中，中国投资和外贸出口的数据都位居高位，用成绩斐然来形容也不为过。……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1.2倍。

(责任编辑：关鹏)